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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素有“百草之王”的称谓，中国人参产量占全球的70%，吉林省占全国的80%。集安则是吉林省人参主产区之一，中国最大的山参交易市场——清河人参交易市场坐落于此。

从2016年开始，吉林省每年9月都会举办中国集安·清河野山参节。在今年的“参王”评选中，一棵逾6斤重的园参夺魁，并拍出了328万元的天价。

不过328万元并非清河野山参节的最高纪录，与园参相比，野山参更是稀世珍宝，2017年一位广东商人以388万元的高价拍得一棵参龄超过200年的野山参干品。

同年12月4日，在浙江乌镇展出的野山参“人参之王”拍卖价格高达900万元，其价格超过等重黄金200倍。该野山参净重65克（折鲜重260克左右）、参龄达180年以上。

一个月后，一棵全球范围内已知的单体鲜重最大的野山参在长春亮相，这棵野山参采挖于小兴安岭山脉，出土时净重近600克，参龄在几百年以上，堪称无价之宝。

在中国，人参被视为一种灵丹妙药，具有包治百病的神奇功效。西方人将人参翻译为Panax Ginseng，其中Panax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包治百病”。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世界上并没有包治百病的药物，而且中国人开始大量服用人参距今不过400来年。

人参是怎样被神化的？

在先秦著述和晋朝之前的正史中并无关于人参的记载。

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纬书这类书籍之中，《春秋纬·运斗枢》说：“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礼纬·斗威仪》说：“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这不过是基于人参像人形而产生的神秘联想。

人参被当成一味药，始自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但并不是多么鹤立鸡群，因为这类被认为久服轻身延年的上品药在书中列举了120种之多。

到了唐宋，人参相当于一种供送礼、进贡的土特产。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说：“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人参被当作和茶一样的饮品。

在北宋苏东坡看来，人参与红枣等干果同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

同时代的王安石更是对人参的药理作用大表怀疑。《梦溪笔谈》记载，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来几两，王安石坚辞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而到了元朝，人参更谈不上什么地位了，蒙古人对人参并不感冒。明朝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一种很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1钱5分。

直到晚明，人参才突然获得了“百草之王”、“众药之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要感谢“药圣”李时珍和他的父亲。

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是人参的头号粉丝，他为人参专门树碑立传，写了《人参传》，说人参“治男女一切虚症”，后来李时珍将其收录在《本草纲目》之中。

明朝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是辽东地区的“辽东参”。但到了明末，中原的人参几乎全被吃光了，市场上只剩下来自辽东的人参。

中医认为药草生长地点对药性影响极大，根据“相生相克”的理论，寒带药草性温，热带药草性凉或寒，所以人参的药性从古代被认为“微寒”，到近代被认为“性温”。

明末汉人对人参的狂热，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满清的兴起。

明末采参业成为女真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女真人自己不消费人参，而是通过马市、互市出售给中原汉人。仅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1583-1584年），明朝廷购买人参3619斤，计值白银三万余两。

为减轻国库压力，明朝廷曾一度关闭边境的贸易市场，导致建州女真积压的10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而朝鲜人经加工蒸制而成的红参，便于保存，获利颇丰。

清入关前采参业的特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八旗分山采参制，彼此不得越境”。清入关后仍沿袭八旗分山采参制，不久采参的特权由清皇室独享。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

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少人冒死私采，这其中就包括鸭绿江对岸的朝鲜人。为了保护满人的龙兴之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下令实行放票采参，严禁私采。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

人参产量每况愈下，人参需求却与日俱增。乾隆年间，皇室开始大量服用人参，专门成立了“官参局”，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卖给参商。

据清宫档案《人参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后两年，“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乾隆朝的妃嫔、公主也服用人参。

清朝皇帝还时常用人参赏赐大臣。大学士嵇曾筠请求回乡养病，乾隆帝下令赏赐人参10斤；大学士傅恒在金川领兵作战，水土不服，乾隆帝赏赐人参3斤。

有了皇室带头示范，民间对人参的“神效”深信不疑，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执念。

也是在乾隆年间，江南地区开始盛行温补文化，据清代名医徐大椿观察，当时服用补剂已经成为江南社会的普遍现象，“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虚死”，若服用非补剂的药而死，就会受到病患的亲戚及朋友的责难，说病家重财不重命。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又数人参。

清朝对于人参的狂热，导致产量一年比一年少。当时朝鲜人开始大规模种植人参，但清朝廷为了防止以次充好，多次颁布法令禁止吉林等地私人栽参，发现秘密栽参者治罪。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千张，到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

人参产量逐年走低，加之清朝廷对人参贸易的垄断，参价水涨船高。明末参价为16两白银/斤，至乾隆中期，人参价格已达到600-800两白银/斤；嘉庆年间，更突破2000两白银/斤。

参价的暴涨，与人参的神化相辅相成。徐灵胎的《人参论》提到，当时流行的观点是“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

在这样的风气下，清朝还出现了一批“人参购买指南”，人参出现了所谓尖顶熟、统顶、条小、统糙、须条、泡条等上百种名目，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消费水平的购买者。

清朝对人参的神化影响深远，以致时下仍有很多中国人相信，人参是一种包治百病的补药。

高丽参的崛起之路

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到现在，野生人参被国家定为一级保护植物，已濒于灭绝。据吉林人参研究院相关人员统计，目前全国野山参储量仅几十斤左右。现在市场上仅存移山参和园参，前者是移栽在山林中的人参，而后者是栽培于园地的人参。

人参按产地分类，又可分为长白山人参、高丽参和西洋参（花旗参），西洋参原产地为北美，清朝作为人参的替代品进入中国的，西洋参被认为药效不如中国人参。

中国的长白山人参和朝鲜半岛的高丽参，则是同一品种，由于朝鲜半岛面积狭小，朝鲜人从明朝开始大量采购长白山人参，转手卖给富庶的江南地区，一直到今天，韩国仍从中国大量进口人参，加工为红参后再高价出口到中国。 

 

明末汉人对人参的狂热，女真人赚得盆满钵满，朝鲜人也盯上了人参生意。朝鲜商人经常从女真部落低价收购鲜参，加工为红参后再卖到中国的江南地区获取暴利。

女真部落的贵族们终于有一天看清了朝鲜商人的伎俩，拒绝再把人参低价卖出。双方因为对人参原料的争夺时常爆发小范围的冲突。

女真人跋扈，朝鲜人恭顺，凡给明朝廷进贡，朝鲜人都上下打点，给了宦官近臣不少好处。而女真部落在明朝廷的打压下沦落为“建州参奴”，专门为朝鲜商人和明朝的贵族采参。

朝鲜人和女真人，因为人参，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率数万清兵踏平朝鲜半岛，李氏朝鲜从此沦为大清的藩属国。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伙越境盗采山参的朝鲜人遭遇了一支巡边的旗人小队。双方交火，一名清军士兵被鸟铳射杀。康熙得知后龙颜大怒，朝鲜国王李焞只有叩头谢罪，以示“惶悚罔措”。最后，朝鲜被处两万两罚银。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朝鲜在国内颁布政令严惩边民越境，禁绝境内一切人参交易。此后近200年里，朝鲜人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1897年，朝鲜在大清甲午战败后脱离了藩属国的关系，改国号“大韩帝国”。大韩帝国仅存在了13年，但却紧锣密鼓地做了两件事：成立掌管人参栽培和加工的政府机构参政课，以及颁布《红参专卖法》。

参政课是韩国人参公社的前身，也是红参事业开始。而《红参专卖法》则决定了人参产业在韩国作为国家专卖事业的性质。

自《红参专卖法》实施以来，人参贸易一直都由政府垄断。当时中国商人将官营高丽参称为“官庄”，于是政府在“官庄”前面加上一个“正”字和民间制品进行区别。从此正官庄便成为了韩国人参的国家品牌。

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后，韩国人参产业更是蒸蒸日上。从1951到1956年，正官庄发起“人参试作五年计划”，在忠南扶余从试验栽培地到建成红参制造厂。

1989年，韩国人参专卖厅改制为韩国烟草人参公社，成为一家半国有性质的企业，极大地刺激了参农的积极性，但也造成了人参种植的泛滥。1996年《红参专卖法》被废除。韩国人参企业数量剧增引起了过度竞争，直接导致了收益的下降。

参农数量，总体产量，人参价格，甚至在品质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整个产业陷入恶性循环。

为了挽救陷入低谷的人参产业，政府设立了人参企业的准入标准，限制人参种植面积，积极利用农村地区的有限资源。对外提高了人参出口的标准，保证国际市场的品质和口碑。

韩国人参研究学界认为，高丽参的6年根是“参中极品”，1999年韩国人参公社作为独立法人从韩国烟草人参公社分离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正官庄6年根”的品牌上，从播种前的土壤检测到生产加工的每个步骤都由政府严格监控，前后要经过290次检验。

韩国人参产业形成了“国家品牌主打6年参，民间企业经营5年参”的布局。既保证国家品牌的品质，又为民营企业让出了发展空间。

除了把人参当作国家事业来发展，韩国人还有一大创举——把人参端上了餐桌。

在韩国，人参更像是大众食品，不仅小孩要吃，在炎热的夏天也要吃，说韩国人是吃着人参长大的并不为过。21世纪后，这种风潮被韩剧带到了中国，正官庄也被国人所熟知。

2003年韩剧《大长今》热播，李英爱风靡全亚洲，而她本人是正官庄品牌的代言人。之后，正官庄又邀请裴勇俊、成东日、金喜善等担任品牌代言人，正官庄品牌随着热播韩剧和明星形象被亚洲各国接受。

如今，正官庄这一人参品牌一年就创造20亿美元的产值。而中国人参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70%，产值却只有韩国人参的10%。我国有2万家企业从事人参种植、加工和贸易，却没有一个可以和正官庄抗衡的大品牌。

除了正官庄这一品牌，韩国人参公社以国家战略的高度推出了子品牌“恩珍源”，定位中低端市场，其中很大的目的在于针对中国人参竞品。

国际上对高丽参的认可，让韩国人参在世界范围内掌握了原材料的定价权。一直以来，中国都是高丽参加工企业重要的原材料产地。韩国商人在中国收购人参，再经过精细加工，制成保健品、药品、食品，以成本价格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销往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中国。

有一种说法是，韩国人参产品的原料有50%以上来自长白山人参。2010年中国人参市场的价格上涨，直接导致韩国从中国进口人参的成本增长了3倍。

精明的韩国人经常会以中国人参农残超标为由取消订单，鲜参大量积压在国内，血本无归的恐慌情绪在参农之间蔓延，人参价格也随之下跌。

人参的智商税

2018年11月26日，东阿阿胶和正官庄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二者将在渠道、原料、研发、生产、营销等方面进一步合作。回过头来看，东阿阿胶和正官庄的崛起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十多年前，东阿阿胶就在十几家晚报上发表《阿胶拍案惊奇》、《滋补养生》等1000余篇文章。他们还与央视、卫视的《走遍中国》、《养生堂》、《波士堂》等节目合作做了10余个专题片。在《甄嬛传》里也有东阿阿胶的植入。

在这些宣传中，只说“阿胶”，不说“东阿阿胶”。东阿阿胶一家独大，怕的不是竞争，怕的是蛋糕不够大。

正官庄也是如此，除了明星代言、植入等硬广外，在他们的所有宣传中只说“高丽参”，不说“正官庄”。

他们策划了“高丽参养身探秘”、“韩国御用养生谈”等产品科普知识营销活动，“感恩母亲节”、“韩国御用养生中国行”等事件，在央视《健康之路》播放专题《从宫廷到民间，韩国高丽参养生传奇》，在各大广播、健康类杂志等开设专栏。

东阿阿胶当年提出了“贡胶”的概念，正官庄则借助韩国美容、美食、服饰等等一系列的潮流元素，提出了“韩国御用养生”的概念，虽然韩国已经没有了皇帝。

正官庄也善于创造神话，其包装上印着一幅神仙图，讲述了一个高丽时期的故事。

崔氏身患重病，妻子在母后山里为丈夫祈福。回来之后，妻子梦到一个白发银髯的老神仙和两个仙女下凡，带着一株与人形相似的草药让她去找。

妻子按照梦里神仙指的方位，真的在山里找到了这株草药和种子。崔氏服药后病情好转，与妻子幸福健康地度过了一生。而崔氏的妻子把草药的种子播种在后山，从此天上的仙草来到了人间。

韩国人甚至用科学的外衣来混淆视听，据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韩国就曾在国际上出版了一部人参的专业书籍。在这本书里说中国长白山人参是桔梗科，而高丽参才是五加科。这样一来中国人参马上掉了一个档次，连和高丽参竞争的资格都没有了。

像这样关于人参的学术研究都是国家资助的。韩国政府和一些农业专项基金每年拿出几千亿韩元，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了开会和出书上。

古今中外提及人参，都离不开神话二字。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人参会跑”的传说，现在农村的一些老人都深信不疑。

1981年中国的第一代“人参之王”也被传得神乎其神。这棵“参王”是四位抚松县的农民在原始森林中所发现的，净重达285克，折合旧称9两1钱2分，已超过“七两为参，八两为宝”的标准，现珍藏在人民大会堂吉林厅。

在人参之王被送到北京之前，当地政府特选了一间库房存放，有人24小时值守。

一天凌晨，值守员巡视时忽听得库房内有细微声响，于是叫来同事一起打开库门，只见装参的箱子周围来了几十只黄鼠狼，有的在像人一样对着人参王作揖敬拜，有的在上蹿下跳兴奋异常。见有来人，黄鼠狼却不慌乱，井然有序地排着队从两个值班员的身边溜走。

这个传说在抚松几乎是家喻户晓，当地人也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中国从明末开始的人参崇拜，似乎总是和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人参包治百病的功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许多研究者把中医关于参的疗效的说法视为神话或迷信，《英国大百科全书》写道：“人参是完全无用的植物，其作用是心理性和虚构的。”

《美国国家药典》分别在1880年和1937年将人参、西洋参删去。美国医学联合会和加拿大医学联合会都不承认人参的药用价值，FDA也拒绝承认其药用价值，只能作为食物添加剂使用。

还有一些人相信人参的功效，理由是含有人参皂苷这一活性成分。但是很遗憾，参根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约占干根的70%，这些构成了参的甜味），跟萝卜根差不多。参根的化学成分中，有一小部分（不到5%）属于皂甙类，构成了参的苦味。

近几十年有一些研究者声称发现了人参、西洋参有多种药理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都有影响，能提高体力和脑力，降低疲劳度。但支持这一说法的大部分都是动物实验，缺乏临床应用。

而且，实验里用的人参皂苷都是高纯度的，这样才能起效。但是这种有效成分在人参中含量有限，纯度也很低。如果直接口服，人体几乎没法吸收这些有效成分。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人参有效成分人参皂苷含量从高到低排依次是参叶、人参、参根，参叶的人参皂苷含量是参根的3-5倍，甚至10倍。然而最贵的还是参根，没人吃参叶。

国际上有一个期刊叫Journal of Ginseng Research，基本上大部分是韩国人的论文，但多少年下来，综述文章里提到人参作为草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依然停留在“有待更严谨的调查”。

中医里说，人参性温，而西洋参性寒，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出乌龙。西洋参最早是从广州进口的，因此被当时的中医误认为是西洋南方特产，将其定为性凉药物。实际上西洋参主要产于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纬度与人参产地相当。

在北美，没有人把西洋参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直到18世纪初，西方人了解到人参在中国的价值，于是开始大量出口到中国，以致北美的野生西洋参绝了种，目前所有的西洋参都是人工栽培的，美国威斯康辛州是西洋参的最大产地。

时至今日，美国科学家没有发现西洋参比胡萝卜更有营养价值，他们一直不明白华人为什么偏偏喜欢人参。

人参的药效至今仍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人参是有毒副作用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因患疟疾向康熙帝求一些人参，得到了回答却是：“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

在古代，人参被认为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意义是精神寄托，但今天，人参存在的最大意义是经济价值。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烟草有害，但却无法放弃烟草行业的高额利润。而人参这样的经济作物，几乎没有任何危害，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女真人最早发现了人参的经济价值，朝鲜人则将这种价值最大化，正官庄的成功引起了中国的注意。我国从80年代开始大量种植人参和西洋参，导致人参价格一度接近白菜价，目前的人参市场体系下，中国只是韩国人参的原料供应地，没有定价权。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人参产地，但是利润大部分进了韩国人的腰包，而且中国种植人参造成的环境破坏是永久性的。今年4月，有媒体报道，黑龙江省尚志市帽儿山镇大片国有、村集体所有林地被毁，用来种植人参。

关于神化的人参，是时候冷静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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