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战争》一书揭露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将惩罚性立法铺设到全世界的事实。

借由域外管辖的合法性，美国可以堂而皇之地用政治和军事手段对任何国家施压，以实现其制造战争并捍卫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目的。

法律已经成为美国发起经济战的神秘武器，但法律也只是美国使用的手段之一。实际上，在汇率领域，美国精心构造国际汇率制度选择陷阱，也为维护其世界经济霸主地位提供了有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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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牵头战后全球国际货币体系构建但又带头颠覆这一体系。

汇率制度（包括汇率政策）选择是国际货币体系安排的重要内容。“二战”末期，西方国家开始筹建战后的国际金融工作。

1944年7月，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由44国代表参加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美国携战胜国之威，否决了英国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会议最终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并建立起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固定汇率制度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汇率制度。

在经历了1960年代一系列的美元危机后，虽然创建了黄金总库和特别提款权（SDR），但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具有特里芬难题的内在脆弱性，最终仍未能救其于水火。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终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附加税。

同年12月，西方十国签订《史密森协议》，试图通过美元贬值以及扩大汇率波动界限，实现在新的平价水平下维系固定汇率体系。但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仍被废止，主要货币开始采取浮动汇率制度。

直到1976年1月《牙买加协议》签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约》的第二次修订，浮动汇率制度才得以实现合法化，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进入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并行的无体系时代。

同期，美国又通过建立石油美元体系，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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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汇率之后美国依然经常直接或间接干预美元汇率。

1970年代后期，美国货物贸易从盈余变为赤字，并且赤字规模不断扩大。为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美国开始调整汇率政策，并迫使各国共同承担其经济调整负担。

其中，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1985年《广场协议》和1987年《卢浮宫协议》的签署。前者是在美国压力下，西方五国同意通过联合干预，实现美元贬值；后者则是西方七国采取联合措施，以稳定贬值过度的美元。

除贸易赤字问题之外，美国还面临在财政赤字高企的情况下促增长的难题。1995年初，克林顿政府任命罗伯特·鲁宾出任财政部长，后者开始推行强势美元政策，理由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自此，美元又开启了长达6年半的升势。

可见，浮动汇率之后，美国依然经常干预美元汇率。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尔多等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1973年3月2日至1997年3月19日期间，美国对德国马克、日元分别进行了971天、243天的干预，干预外汇市场的成功率约为60%。

1988年，美国在《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中单方面设置了汇率操纵国的两大认定标准，即存在对美巨大贸易顺差和大规模经常账户盈余。如此宽泛、模糊的标准给了美国财政部充分的自由裁量权。

同时，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需要定期对外国汇率政策进行评估，以判断贸易伙伴是否通过操纵汇率获取不正当贸易收益。据此，美国在1990年代曾经将韩国、中国、中国台湾认定为汇率操纵国。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更是乘机落井下石，肆意抹黑亚洲国家的经济制度包括汇率制度，炮制出汇率选择要么完全固定、要么完全浮动的“汇率选择中空理论”。

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贸易赤字的继续扩大、以及亚洲国家贸易顺差的不断积累，美国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向亚洲货币尤其是人民币施压。

2007年6月，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台了《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相较于1997年制定的《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新决定不再仅仅监督逆差国及其可能存在的货币高估现象，而且还增加了对顺差国和货币低估现象的监督。

这在当时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重估带来了较大的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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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危机以来美国对汇率政策工具的利用到了新高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经济体先后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期间美元汇率出现大幅贬值，并一度引起了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发起货币战争的批评。

但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多次为美国宽松货币政策辩护称，美联储无意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操控美元，QE是帮助美国经济加快复苏、降低失业率的必要手段，通过刺激美国的消费和增长也会帮助支撑全球经济。

▲伯南克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

他的继任者耶伦也坚称，货币政策被用于稳定国内经济是合理的，应该谨慎不要将其他国家国内政策工具定义为货币操纵。

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更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伯南克反驳了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新兴市场过热的指责，并一再强调美联储货币政策主要基于美国自身的考虑，至于其溢出影响是相关国家自己应该考虑的问题。

为阻止热钱流入引起本币升值，新兴市场国家进行了外汇市场干预，增加的外汇储备又被大量投向了美债。新兴市场国家陷入无法抛售美债的两难境地，因为抛售美债意味着本币升值、外汇储备缩水，而增持美债则将进一步加大对美元的依赖性。

正是基于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斯蒂格利茨、周小川等人先后提出了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概念，试图为深陷“美元陷阱”的国家寻找出路。但由于遭遇美国抵制，叠加其他国家热情不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计划暂被搁置。 

2015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执行法》。在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的基础上，该法案给出了三条关于汇率操纵的量化评估标准。

今年5月，美国财政部又对上述标准做了两处调整。依照法案要求，只有在一国同时满足以下三条标准情况下，美国才可以判定其存在“不公平的汇率行为”：

一是对美国拥有超过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二是该经济体的经常账户顺差占其国内GDP的比重超过2%；

三是该经济体在过去12个月中至少6个月多次实施外汇净买入且总额超过GDP的2%。

在上述三条标准中，中国仅满足其中一条。因此，即便按照上述法案，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也完全是毫无依据的。

相反，美国现任总统本人倒经常通过口头干预方式影响美元走势，认为“美元升值让我们处于非常不利地位”，甚至公然施压美联储激进降息以压低美元。

他指出，“如果美联储大幅降息（没有通货膨胀）而且没有量化紧缩，美元将使我们的企业能够在任何竞争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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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美元一直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嚣张的美元霸权为美国带来了低成本的全球资源，但精致的利己主义使其在享受美元霸权带来的收益同时，却经常拒绝承担责任和义务。

通过迫使其他经济体调整汇率政策转嫁美国经济调整成本，甚至主导国际规则制定，随心所欲地单方面设置标准来维护美国自身利益。美元霸权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等性日益突出。

未来，如何摆脱美国精心构造的陷阱，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路虽远，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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