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0年，浦东、上海再一次站到了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C位。 

相较贸易、航运、科创等其他几个中心，经济特别是金融无疑是上海区别于深圳、北京等竞争对手最明显的优势。

从之前五大新城的规划、临港购房社保期限五年变三年等迹象都已表明，未来上海的人口管理政策将有别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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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6月，关于上海浦东的各种小道消息宛如夏夜的蚊蝇，满天纷飞。什么浦东要独立成市啦，什么浦东全境购房社保年限将由五年改三年，同时效仿雄安新区限售10年啦，一个比一个玄乎。 

随之股市也发生异动。不同于近期A股大盘的阴晴不定、波澜不惊，上海板块（浦东板块）连日来却出现集体爆发。 

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浦东将有大事发生？ 

究竟是什么大事呢，综合目前各方的信息来看，大概率是《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即将发布。 

说起这事，还得追溯到去年11月12日，领导人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透露，“党中央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将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现在半年多时间过去了，估计《意见》是制定得差不多，准备要正式对外发布了。 

如果说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是当代上海腾飞的起点，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横空出世，则标志着其正在迈入2.0的新时代。时隔30年，浦东、上海再一次站到了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C位。 

浦东将要打造的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战略地位究竟有多高？看看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相关表述就知道了。《纲要》在“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一节里，专门有这么一句话：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根据公文修辞学，浦东的“引领区”与深圳、浙江两个“示范区”之间用的是顿号，意味着它们是并列关系，地位相当，是全国最重要的三块试点区域，跟雄安的千年大计不相上下。 

其中，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和《实施方案》已分别于2019年8月、2020年10月发布，两份文件明确了深圳的任务目标，也给足了政策支持。至于浦东的“引领区”会有哪些不同于深圳“示范区”的亮点，因为《意见》还没公布，我们没法妄加猜测，但根据经验，大体应该不会脱离领导人在浦东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范围。 

那次讲话中，领导人提到了五项“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包括：第一，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加快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第二，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第三，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好发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作用 

第四，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浦东要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枢纽。 

第五，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相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十九条《意见》，领导人浦东讲话中的第四点尤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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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浦东，而不是深圳将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这首先与两者的地理区位有关。深圳偏居华南，虽然扼守珠江口，拥有深水良港，并处在东北亚—东南亚航路上，在外循环方面不输浦东，但对内循环、辐射全国的功能，就要明显逊色作为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交汇点的上海浦东一筹了。 

上海的这个区位到底有多优越？如果我们将沿海经济带看作一张弓，把长江经济带视为一把箭，那么上海就好像中国射向世界的箭头。无论其背靠的长江腹地，还是面向的太平洋市场，以及与南（珠三角）北（京津冀）两大核心城市群的等距优势，这些都决定了上海是最适合担当全国经济金融中心的城市，没有之一。 

不信，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同样地处珠江口的香港虽然早在1842年起就已是英国殖民地，但直到1949年以前，上海始终都是远东经济金融中心，背后的原因正在于此。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无论是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贸试验区，还是象征中国对外开放诚意与实力的进博会，国家都选择放在上海。而这些布局也为浦东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埋下了伏笔，做好了铺垫。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脚步的加速，上海作为曾经远东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回归，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这又涉及到传闻中浦东可能获得的另一项重要政策红利——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 

过去，大中华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两项职能都由香港承担。但经过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央意识到把所有鸡蛋都放在香港这一个篮子里有风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只有一扇窗口，只靠一个引擎。 

所以从2018年起，上海就提出要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其中排在最前面的就是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相较贸易、航运、科创等其他几个中心，经济特别是金融无疑是上海区别于深圳、北京等竞争对手最明显的优势。毕竟，从恢复股票市场、成立证券交易所，到设立科创板、注册制改革，改开以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每一步几乎都与上海有关。 

当然，这些宏伟构想要想落地，就必然倒逼上海放宽现行的人口政策。事实上，从之前五大新城的规划、临港购房社保期限五年变三年等迹象都已表明，未来上海的人口管理政策将有别于北京。

后者可以通过强制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方式，在京津冀城市群形成“北京—雄安”双核心的城市结构。而上海作为长三角唯一的核心城市，其角色定位决定了，未来上海将更依赖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这个平台，实现资源人口的双向补充、溢出。所以其人口政策也将更为柔性，更有弹性，这对于在上海的非户籍奋斗者、刚需购房者来说，应该都是另一重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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